第6节（3 / 4）
可曹操真的做了这件事吗？似乎从头到尾，都只是推测，加上王祐一人所言。
最大的疑点，还是来自于这些器物。
刘基沉沉吸一口气，开始一件件拿起，细细检查过去。
其实刘基的宗室在整个大汉血脉里并没有那么煊赫，他又是少年失怙，所以对于器物的形制、材质、年代等等，也并非真的深入了解。但这个时候只能硬着头皮来，从容易入手的地方去想，比如最简单的：器物上的文字 。
在之前，所有人的目光更多聚焦在金器上，刘基则留意到漆器，都是这里价值最高的东西。可在物件堆中，还有其他类型的珍品，比如青铜器。
之前在柿子金上艰难读出的小字“昌邑”，到了青铜器上，倒是金底朱字，刻画分明。
在其中一枚不太起眼的青铜豆灯上，油碟外边沿一圈，刻着八个字：“昌邑籍田烛定第一”。
这器物看起来是个实用品，无甚雕琢，可一旦把“昌邑”和“籍田”写到一起，却有了别的含义：这是因为，当今兖州山阳郡昌邑县，是不可能和“籍田”一事挂起钩来的。
籍田是自三代开始传承的吉礼，期间有过中断，但大汉文帝诏令“夫农，天下之本也，其开籍田，朕亲率耕，以给宗庙粢盛”，重新开启皇帝亲自开耕劝农的传统。在承平年代，这本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仪典之一。
因此，“籍田”二字在寻常郡县里是不能出现的。当它和“昌邑”并举，只能表明这件器物不属于当代，而属于曾经的昌邑王国。王国礼制和中央朝廷相似，只是规格降低，所以当昌邑王举行籍田的时候，就会用到这一盏青铜豆灯。
刘基细细回忆：昌邑王国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又是什么时候变成山阳郡的？
于是便想起，那段在大汉历史上云遮雾罩、众说纷纭，像寂夜深潭一样让人看不真切，却又像流星一般骤然划过的时代——
汉废帝刘贺，自上古三代以来，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，从登临大宝到贬为庶人，仅仅历时二十七日。
随着他被罢黜，昌邑王国也遭国除，于是才有了如今的山阳郡。
既然这盏铜灯上面写着的是“昌邑籍田”，说明制作时昌邑国还在，而在两百多接近三百年以前，一共只有过两位昌邑王：一位是昌邑哀王刘髆，一位是汉废帝刘贺。他们身为王的时间，大概只在汉武帝晚期至汉宣帝登基时，短短二十多年。
假如这些明器都出自同一批，那么，它们就一定是在那二十多年中间被制作出来，后来成为殉葬品的。
但想到这里，也仅仅是了解了器物的制作年间，并没有改变“昌邑”位于兖州的事实。更别说对找到王祐的下落有什么帮助。可这整件事情里就是有一个巧合的地方，而且对于像吕蒙这样虽然机敏干练但不谙史学的人，很难联想起来；在左右牵连的人当中，偏偏只有刘基，才想得起这样的关联。
其实说穿了，也不复杂：
汉废帝刘贺在被罢黜以后十一年，被册封为海昏侯，远渡江西，来到了如今的豫章郡海昏城。这位荒唐的废帝，就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他的墓一定在海昏的某个地方，只是就像其他王公贵族的一样，被刻意隐藏起来，二百多年并未被人发现。
这么一件后事，却为整个事件增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：如果这些器物根本不来自兖州的昌邑郡，而是来自豫章郡海昏城，这也是完全说得通的！
也就是说，这批东西的来源现在出现了两种可能：
一种可能是他们原本想的，器物出自位于兖州的昌邑哀王刘髆之墓，被曹操盗掘之后，要送给太史慈；
另一种可能却是，器物就出自扬州豫章郡海昏侯刘贺之墓，却不知道为什么到北方绕了一圈，结果还是要送给太史慈。
为什么原本推测的都是第一种可能？除了因为“昌邑”二字，更是因为曹操在盗墓这件事情上臭名昭著：早在攻伐黄巾军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设立了“摸金校尉”和“发丘中郎将”这样的官职，专门从老祖宗手里扒钱。据老百姓们口口相传，兖州芒砀山一带的地底都快被挖空了，人掉到里面去，连个吭声也听不着。
可是，第二种猜测虽然看起来充满疑点，但又有它合理的地方。原因还是在于那只青铜豆灯。因为王国籍田是每年都要举办的仪式，在昌邑哀王去世后，理应把他的礼器传承给年轻昌邑王继续使用，而不是用它来陪葬。那是因为实用礼器没有太多殉葬的价值，而且传之后世，也可以强化它上告天神、祭祀先祖的意义。
要是这样，这只豆灯就不该留在昌邑国，而是会随着刘贺被贬斥到海昏城。
可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为什么豫章郡的东西会跑到北方去？王祐说的那么多话，到底有几句是真、几句是假？
豫章郡这里，又真的有人能挖坟掘墓吗？先前也有例证，寻常老百姓对这类事情还是比较忌惮。宁肯滥杀活人，不敢得罪鬼神，这是刻在人们心里的朴素念头。所以也唯独在曹司空手下，能聚拢一些摸金盗墓方面的独特人才——难道，这里还只是挖出了一些散件，还有更多宝藏仍然埋在豫章地下？
诸事叨扰，刘基已经饿半天了。秋老虎还在肆虐着，可他坐在闷热的屋里看着一地明器，倒觉得身体里空谷回响，如坠冰窟。
曹操、王祐、太史慈……还有百年以前的刘髆、刘贺……在刘基面前，就像有一根根丝线从各色器物上射出，跨越南北，穿透光阴，在这些人物之间编织成网。而要解开这张网的关键，还是在于一个地方：海昏，还有那个他本来就要见的人。 ↑返回顶部↑
最大的疑点，还是来自于这些器物。
刘基沉沉吸一口气，开始一件件拿起，细细检查过去。
其实刘基的宗室在整个大汉血脉里并没有那么煊赫，他又是少年失怙，所以对于器物的形制、材质、年代等等，也并非真的深入了解。但这个时候只能硬着头皮来，从容易入手的地方去想，比如最简单的：器物上的文字 。
在之前，所有人的目光更多聚焦在金器上，刘基则留意到漆器，都是这里价值最高的东西。可在物件堆中，还有其他类型的珍品，比如青铜器。
之前在柿子金上艰难读出的小字“昌邑”，到了青铜器上，倒是金底朱字，刻画分明。
在其中一枚不太起眼的青铜豆灯上，油碟外边沿一圈，刻着八个字：“昌邑籍田烛定第一”。
这器物看起来是个实用品，无甚雕琢，可一旦把“昌邑”和“籍田”写到一起，却有了别的含义：这是因为，当今兖州山阳郡昌邑县，是不可能和“籍田”一事挂起钩来的。
籍田是自三代开始传承的吉礼，期间有过中断，但大汉文帝诏令“夫农，天下之本也，其开籍田，朕亲率耕，以给宗庙粢盛”，重新开启皇帝亲自开耕劝农的传统。在承平年代，这本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仪典之一。
因此，“籍田”二字在寻常郡县里是不能出现的。当它和“昌邑”并举，只能表明这件器物不属于当代，而属于曾经的昌邑王国。王国礼制和中央朝廷相似，只是规格降低，所以当昌邑王举行籍田的时候，就会用到这一盏青铜豆灯。
刘基细细回忆：昌邑王国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又是什么时候变成山阳郡的？
于是便想起，那段在大汉历史上云遮雾罩、众说纷纭，像寂夜深潭一样让人看不真切，却又像流星一般骤然划过的时代——
汉废帝刘贺，自上古三代以来，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，从登临大宝到贬为庶人，仅仅历时二十七日。
随着他被罢黜，昌邑王国也遭国除，于是才有了如今的山阳郡。
既然这盏铜灯上面写着的是“昌邑籍田”，说明制作时昌邑国还在，而在两百多接近三百年以前，一共只有过两位昌邑王：一位是昌邑哀王刘髆，一位是汉废帝刘贺。他们身为王的时间，大概只在汉武帝晚期至汉宣帝登基时，短短二十多年。
假如这些明器都出自同一批，那么，它们就一定是在那二十多年中间被制作出来，后来成为殉葬品的。
但想到这里，也仅仅是了解了器物的制作年间，并没有改变“昌邑”位于兖州的事实。更别说对找到王祐的下落有什么帮助。可这整件事情里就是有一个巧合的地方，而且对于像吕蒙这样虽然机敏干练但不谙史学的人，很难联想起来；在左右牵连的人当中，偏偏只有刘基，才想得起这样的关联。
其实说穿了，也不复杂：
汉废帝刘贺在被罢黜以后十一年，被册封为海昏侯，远渡江西，来到了如今的豫章郡海昏城。这位荒唐的废帝，就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他的墓一定在海昏的某个地方，只是就像其他王公贵族的一样，被刻意隐藏起来，二百多年并未被人发现。
这么一件后事，却为整个事件增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：如果这些器物根本不来自兖州的昌邑郡，而是来自豫章郡海昏城，这也是完全说得通的！
也就是说，这批东西的来源现在出现了两种可能：
一种可能是他们原本想的，器物出自位于兖州的昌邑哀王刘髆之墓，被曹操盗掘之后，要送给太史慈；
另一种可能却是，器物就出自扬州豫章郡海昏侯刘贺之墓，却不知道为什么到北方绕了一圈，结果还是要送给太史慈。
为什么原本推测的都是第一种可能？除了因为“昌邑”二字，更是因为曹操在盗墓这件事情上臭名昭著：早在攻伐黄巾军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设立了“摸金校尉”和“发丘中郎将”这样的官职，专门从老祖宗手里扒钱。据老百姓们口口相传，兖州芒砀山一带的地底都快被挖空了，人掉到里面去，连个吭声也听不着。
可是，第二种猜测虽然看起来充满疑点，但又有它合理的地方。原因还是在于那只青铜豆灯。因为王国籍田是每年都要举办的仪式，在昌邑哀王去世后，理应把他的礼器传承给年轻昌邑王继续使用，而不是用它来陪葬。那是因为实用礼器没有太多殉葬的价值，而且传之后世，也可以强化它上告天神、祭祀先祖的意义。
要是这样，这只豆灯就不该留在昌邑国，而是会随着刘贺被贬斥到海昏城。
可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为什么豫章郡的东西会跑到北方去？王祐说的那么多话，到底有几句是真、几句是假？
豫章郡这里，又真的有人能挖坟掘墓吗？先前也有例证，寻常老百姓对这类事情还是比较忌惮。宁肯滥杀活人，不敢得罪鬼神，这是刻在人们心里的朴素念头。所以也唯独在曹司空手下，能聚拢一些摸金盗墓方面的独特人才——难道，这里还只是挖出了一些散件，还有更多宝藏仍然埋在豫章地下？
诸事叨扰，刘基已经饿半天了。秋老虎还在肆虐着，可他坐在闷热的屋里看着一地明器，倒觉得身体里空谷回响，如坠冰窟。
曹操、王祐、太史慈……还有百年以前的刘髆、刘贺……在刘基面前，就像有一根根丝线从各色器物上射出，跨越南北，穿透光阴，在这些人物之间编织成网。而要解开这张网的关键，还是在于一个地方：海昏，还有那个他本来就要见的人。 ↑返回顶部↑